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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超访谈录
分享 | 2014年11月10日 09:26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陈超,1958年10月生于山西省太原市。现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新诗评论》编委。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1996年加入中国作协。河北作家协会副主席。
  1980年开始发表诗歌、诗论。主要著作专著有《生命诗学论稿》《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两卷本)《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两卷本)《中国先锋诗歌论》《游荡者说》《辩难与沉默》等。另在专业重要刊物发表学术文章200余篇。发表诗作300余首,出版诗集《热爱,是的》《陈超短诗选》(英汉对照)等。主要编著《以梦为马——新生代诗卷》《最新先锋诗论选》《中国当代诗选》等。2007年4月—5月,应邀赴美,先后在纽约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进行有关中国现代汉诗的学术交流及双语诗歌朗诵。
  1993年获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庄重文文学奖。
  1994年获河北十佳青年作家称号。
  1996年获《山花》优秀理论奖。
  2000年获《作家》年度诗歌奖。
  2005年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2007年分别获《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年度优秀论文奖。
  2008年获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时间:2008年8月26日
  
  地点:石家庄某公寓,陈超先生书房
  
  人物:陈超(诗人,诗评家)
  
  李建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07级博士生)
  
  李建周:陈先生好。这是程光炜先生指导我们做的有关80年代的系列访谈,已采访过一些重要作家、诗人、理论家。作为80年代重要的诗人批评家,今天请您谈谈80年代诗坛及其与诗歌浪潮有关的精神场域。虽然渐行渐远,但由于80年代的活力和复杂性,使它成为一个需要不断重返、重新清理的年代。爱伦堡说“当目击者沉默的时候,野史奇谈便应运而生”,作为著名的诗人和诗评家,您是目击者也是见证者,请先谈一下对那个年代的突出印象?
  
  陈超:我今天只能凭印象记忆说80年代。那是一个思想解放、价值重估的时代,和早期“五四”推倒一切重来的景象很相似,这是共识。但是也要考虑到所谓“80年代”的形成不光有社会、文化以及历史因素,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年龄。现在“回忆80年代”的人基本是50、60年代出生者,那会儿我们都很年轻,二三十岁,从精神到身体都处于一种亢奋状态,所以我的体会是那时激情饱满。人在年轻的时候相对来说是元气淋漓的,所谓激情岁月在任何时代的年轻人身上都有。实际上,现在的年轻诗人自己办刊物、搞活动,在他们心目中这个时代也是激情澎湃的。而对于已经进入中年的我们来说就不同了。所以我也反对那些同龄人把自己特定年龄段的激情澎湃完全对等于一个时代的激情澎湃,不要过于像某些文学家那样神化或虚构80年代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理想主义激情。这是被许多人忘掉的一个事实。很多人因为自己年轻的时候过去了,在回忆80年代的时候难免觉得当下是沉寂的,实际上实事求是地说,90年代以至新世纪以来的出版、文化各个方面比80年代更丰富、更繁荣。
  
  李:整个80年代的时代气息和当时的阅读氛围也有很大关系。在诗人和评论家成名以前,都在努力寻找着自己的精神资源。1974年,当您在农场务农的时候,除了狂读数遍《红楼梦》,也开始接触外国文学作品,当时能够读到哪些作品?
  
  陈:基本是50年代到60年代初翻译过来的某些外国文学作品。比如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浪漫主义诗歌等。具体诗人有穆旦(查良铮)译的普希金的诗,钱春绮译的海涅的诗,拜伦的一些诗,还有戴望舒译的洛尔迦的诗。现代主义作品很少,到80年代才大量被翻译过来。聂鲁达的诗在80年代初就读了。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尺度,聂鲁达有所谓的进步性,所以在中国并没有遭到封禁,特别是类似于《伐木者,醒来吧》、《马楚·比楚高峰》这类作品。但是他的那些关于爱和绝望的爱情诗就翻译的很少,和性有关的东西也被选本自动选掉了。当时读的主要还是那些能够和中国革命或者苏联革命相呼应的作品。
  
  李:您1976年在拖拉机厂当工人期间就开始写作,并且自制诗集《柳叶刀集》,这个集子里面主要是一些什么样的诗?这对您以后的诗歌创作、批评产生了什么影响?
  
  陈:什么样的诗都有。诗集的名字是偷来的,我当时有个师傅,天津人,我写散文时不愿意写真名而是用的化名高坦。他当时写的诗集就叫《柳叶刀集》,我模仿了一下。里面既有律诗、五言诗、绝句、词,也有普希金、海涅式的浪漫主义诗歌。写出来在朋友之间交流。当时我和几个工友形成了一个写诗的小圈子。那时还谈不上严格的写作,基本上是模仿,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形象来写。在拖拉机厂车床旁,夜班没有什么活的时候,就开始乱想。当时的诗里有这样的句子“清晨一只军舰鸟飞到了我的窗前”,实际上华北根本就没有什么军舰鸟,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军舰鸟。可是觉得这个词特别好,就用了。都是从看的那些浪漫主义诗歌里边来的,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
  
  这些人平时有阅读的兴趣,起码家里边多少有一些书。当时我们交流的有《普希金抒情诗选集》、《红与黑》等。普希金的诗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尤其是那种对自己的绝对忠实。他从来不把感情分为应该表现的和不应该表现的。对他来说,只要是真的,就把它表现出来。比如“一切是幻影、虚妄/一切是污秽和垃圾/只有酒杯和美色——/这才是生活的乐趣”这句诗不仅在当时,其实就现在来说,都被认为是带有某种享乐主义、颓废的东西。但是普希金就直接把它说出来了。对于自己的绝对忠实,无论是浪漫主义还是现代主义,那些写的最好的诗都是这样的。当时的阅读资源和我后来的写作有一定关系。我后来写的诗歌,比如《秋日郊外散步》这些带押韵的新格律体,跟普希金的抒情诗关系很大。
  
  李:自制诗集在当时是不是一种风气呀?和那个时代的总体文化氛围有关系吗?
  
  陈:爱好文学的人也不一定自制诗集,也有人自制小随笔、小日记、小格言集。那时爱好文学的人也没有什么别的可能性,无法发表就只能这样。对于我来说,自制诗集还有一个因素。70年代大家都很穷,我才挣18块多一点儿。我对油画特别感兴趣,但是买不起画画的东西。因为穷,就转向了写诗,我的工友申晓义(现为电影导演)的画也不错,也是这个原因转向了写诗。多多、江河、严力最早也是这样。一块儿小画布那么点儿,画完了把它刮了,再画。他们还在北京,经济条件可能还好点儿,我们这些就别提了。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虽然说在当时收入也算高的,但是我依然买不起画布、油画颜料。所以你说写诗自制诗集是风气,也不单纯是对于诗歌的热爱,而是没有钱玩不起别的。
  
  李:但是当时整个社会是被理想主义所笼罩的,普希金那种诗和整个时代的教育体系以及整个大的社会思潮是相悖的、不合拍的。您当时是怎样认识的?这种认识又是哪里来的?是教育、读书的结果,还是天生的?
  
  陈: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对抗意识。毕竟年纪很小,胆儿也小。但是我似乎天生对政治性的说教就没有兴趣,再加上已经到了“文革”后期,思想禁锢开始有些松动。也不是对时代先知先觉,而是从本能上来说,我从小就不求上进,也就不信那一套虚假宣传。
  
  这一点可能是天生的吧。虽然我们欣赏的作品和当时的整个教育资源以及政治体系是相悖的,但是要知道那时的整个主导意识形态又是和人的自然本性相悖的。实际上政治说教最终还是干不过人的自然本性。所以当时并不是在理性上有多么深刻的认识,而是一种本能。比如说爱情和美酒就是比道德说教更令我舒服,那我就本能地选择了它。
  
  李:有了这种阅读体会和生命经验,再接受现代主义就顺理成章了。您78年考上大学,开始阅读现代主义诗人的作品,当时能阅读到哪些?
  
  陈:除了聂鲁达、波德莱尔、早年马雅可夫斯基以外,主要是超现实主义诗人的作品。这些人曾经是共产党员,所以作品并没有被太多的屏蔽,譬如说艾吕雅、阿拉贡。还有一些接近现代主义,但是又不是。比如说俄罗斯的所谓的响派诗人沃兹涅辛斯基,作品有很多现代主义的元素,常常以变形乃至怪异的方式写生命内部的震荡。《戈雅》写敌人轰炸机像鹫群扑向田野,“把我的眼窝啄成弹坑深洼”。写敌人的凶残和人民的不屈:“41年的雪野上/各个城市烧焦的骨架”,“绞架上女人的喉咙/她像一口洪亮的钟/在空旷的广场高挂”。他用暗示的方式将战争画面与心灵幻象扭结在一起来写卫国战争的记忆。这对我很有影响。你瞧,我的书柜还留着这些有纪念意义的旧书刊,瓦雷里的《海滨墓园》等诗,我是在《世界文学》1979年第四期上读到的卞之琳译的,艾略特的《荒原》,我是在《外国文艺》1980年第三期上读到的赵萝蕤译的。实际上在30年代后期就译出来了,但是我一直没有看到。北大法语系的陈力川当时写过一篇非常长的文章叫《瓦雷里诗论简述》,以及他对于瓦雷里一些诗的解读,发表在1983年北大出版社办的《国外文学》第二期。同期还刊有马拉美的一组诗和诗论。当时是见刊物有现代诗就买,当然这样的阅读就是撞大运的、零星的。
  
  李:一方面是大量翻译外国诗歌,另一方面是国内的诗歌创作出现热潮。这跟数量庞大的读者群有密切关系,当时诗歌接受状况是什么样子?
  
  陈:应该说77级的学生能够接受普希金、雪莱和舒婷、顾城、江河,而北岛、杨炼这些人实际上还接受不了。后来接受北岛无非是觉得他在政治上是代言人,是泪眼模糊的一代人的英雄形象。真正北岛写的最好的那部分诗歌当时还是接受不了。从接受的角度看,当时影响最大的是舒婷和顾城,因为他们的诗基本上属于浪漫主义。虽然和舒婷的情况还不太一样,但是顾城真正能打动人的还是那些写的比较透明的小小的感伤、小小的甜蜜、小小的自我的秘密。但是我是很明确的,差不多从80年就认为北岛是最好的。在86年的时候就已经认为多多是严重被遮蔽的,所以在《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中把多多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实际上从79年到84年,在普遍的理解水准上北岛还不是最重要的,杨炼的《诺日朗》、江河的《太阳和它的反光》等作品也不容易被接受。
  
  李:80年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西方经验,翻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埃兹拉·庞德说:“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就是一个伟大的翻译时代”。随着翻译的深入,哲学、美学热持续升温,这些对您产生了什么影响?
  
  陈:影响是非常致命的。就整个80年代而言,那些搞得比较像模像样的人,无论是诗评家还是小说评论家,有两套书起了关键作用。一套是三联出的四五十本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这些书我基本全买而且半懂不懂通读了。这套丛书既有尼采的也有胡塞尔的,还有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卡尔·波普尔的,直到德里达。把19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性作品,一下子全部推出,所以当时读起来比较乱。还有一套是上海译文的“20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大部分也都读了,当然是半懂不懂。受这些书的影响,我们这代人的知识系谱说的好听一点比较有活力,什么好用就用了,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有点儿精神资源紊乱。这两套书总共一百多本,据我所知,我们中很多人的知识背景都源于此。在诗歌批评界,其他人我说不准,至少比如我、唐晓渡、程光炜、耿占春、陈仲义等都程度不同地受惠于这些书。
  
  这两套书里边主要是关于哲学的,重要的是关于现代人本哲学的。这就造成我们这代人多少都有点儿想当思考者,或者说的好听点儿想有思想家的气质。这些书也有很多属于文艺学的,包括诗学方面的,比如雅克布逊的《语言学与诗学》、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什克洛夫斯基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刘小枫选编的《接受美学译文集》等等。对我影响更大的还是属于现代人本哲学的,比如海德格尔、尼采、萨特、本雅明、胡塞尔、伽达默尔,以及“西马”诸人的著作。科学哲学里面对我本人影响很大的,到现在依然起作用的是波普尔的著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它整个改变了我的世界观,从方法论上是《猜想与反驳》。我相信这一代人都和这些东西有关。当然我们各自的路子不太一样,比如耿占春一开始就受神话诗学、文化诗学,主要是受卡西尔的影响。《人论》我也读过多遍,但是它从语言的产生开始谈人,人是符号的动物,最后谈到了艺术和诗歌;这对于我来说感觉太遥远,我要解决最迫切的东西,想谈当下中国的先锋诗是怎么回事。


  
  李:这样看来,虽然阅读资源、知识谱系很相似,但是对每个人的作用并不一样。在整个文学界极力倡导寻根的时候,您到山东大学进修古文论,这种选择和文学界的热潮有没有关系?后来转向细读批评,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
  
  陈:我毕业留校是教当代文学,对诗歌本身抱有强烈的兴趣。因为自己古文论方面比较薄弱,所以我争取到一个名额去山东大学学习古文论,当时那里有著名古文论专家牟世金。这种选择倒不是和寻根有什么关系,就是想把古文论搞好。我当时抱负是很大的,觉得西方文论我有强烈的兴趣可以自学,而且自认为有慧心、有慧眼,能够看出它的要点和好坏,在读的时候能够自动知道哪些对我是有用的。但是古文论方面如果没有一个强迫性的学习,我可能就没有兴趣,所以想把古文论学好的愿望非常强烈。直到现在,古文论的一些感悟式的诗话、词话对我的诗歌鉴赏非常有用。很多人觉得我完全是西方式的,我相信这些人没有好好看过我的东西。只要仔细读一下我89年出版的《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就会知道我用了很多古典的批评资源。
  
  虽然觉得古文论的东西都很好,可是解决不了我最想解决的问题。那时山大美国文学研究所有一个在我看来很出色人物——陆凡。此前我读过她翻译的当代美国文学史,已经介绍了加里·斯奈德、罗伯特·勃莱这些人,要知道那是84年,我就知道这老太太很前卫,于是就请教于她,旁听了她的课。虽然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课程深度不够,但是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当时赵毅衡的《新批评——一种形式主义文论》和他编的《新批评文集》也出版了,这两本书对我影响也很大。
  
  新批评和我以前读到的两套文库发生了纠葛,因为哲学的关联域、论域更广阔,而新批评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要排斥社会历史因素和作者因素,专注于文本。后来我以自己的方式协调了两者的矛盾。我汲取的是新批评文本分析的态度,但是在分析文本时不会把一首诗的历史语境封闭住。现在来看新历史主义不就是这样嘛,所谓“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实际上新历史主义也不是不要细读,解构主义也不是不要细读,只不过他们的细读不是封闭式的细读。解构主义理论家米勒说我们不仅仅要细读,还要超级细读。超级细读最终导致了作品是封闭的有机体这种神话的破产,这是由细读带来的结果。新批评那些最好的批评家也都越出了这个界限。比如说罗伯特·沃伦那些了不起的诗论、诗歌。所谓纯诗与不纯诗,不纯诗不就是超出所谓文本自足、话语自我指涉嘛。所以一开始在这点上我就是清楚的,严格按照新批评的方式说不清楚我想说的问题。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这块表80块钱”,这句话在现在说和80年代完全不一样。在80年代,人们就会说80块钱这么贵,而在现在就会说才80块钱。所以就连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如果进行封闭的文本细读,就会完全是谬误的,何况是诗歌这种特别含混的语言呢?
  
  李:《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是您诗学探索的重要成果,您是在什么情形下想到写这样一部书的?当时具体情况如何?
  
  陈:这本书是从1985年开始写的。当时在山东大学访学,听了陆凡教授的美国诗歌研究的课,也选了吴开晋教授的现代诗研究的课,特别是看了赵毅衡的《新批评——一种形式主义文论》和他编的《新批评文集》,我就觉得中国缺乏这种东西。而且陆凡说欧美正规大学的文学教学就是细读,是一种必要的训练。我想既然欧美都训练过,我也训练一下吧。于是从李金发开始,共写了129位诗人,一首一首的找来解读共400余篇。实际上自己写着玩,也可以说训练。等写到一定量了,于是想那就写成一本书算了。在细读这方面我是最有规模的、也是最早的。
  
  当时已经解禁,材料大部分是现成的。象征派诗选、现代派诗选、九叶派诗选都出来了,朦胧诗也出了很多。新生代诗歌虽然绝大多数没有公开发表,但是通过民间渠道大家已经认可他们了。比如《他们》、《非非》,所以在材料的整理上并没有格外下很多功夫。但是也会缺少一些很好的诗人的材料,比如说“四川五君”当时并没有刊物,就是一个交往的圈子。虽然他们的作品在香港的《大拇指》发过,但是我没有见到,我是从老木的两本《新诗潮诗集》上选出来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基本上没有漏掉重要的诗人。
  
  李:这本书当时发行量很大,是不是因为它的先锋性也给您带来了一些麻烦?
  
  陈:初版一万五,后来又再版。当时有个小插曲。我是88年春天结稿的,转了几家出版社,最后到了河北人民。王亚民是文科编辑室主任,这个人是很有眼光的,我们当时并不认识。他对这本书非常有兴趣,马上就决定推出。这本书是硬精装的,在当时是很豪华的,享受了经典著作的待遇,大家都很羡慕。8月份出来后,南方的《华夏诗报》等就有文章批判。说政治“风波”后北岛就算持不同政见者了,怎么还能出这样的有问题的书,而且朦胧诗北岛打头。当时写的批判文章最长的是一个叫南乡子的,我不知道是谁,后来有人告诉我是某某,哈哈,我认识他。也不管是不是他,好在当时也没有人理它,就算了。而像《山花》这样的杂志一直是支持我的,何锐先生是真正的编辑大家,从80年代以来他集中发表我们这些“先锋”异类的作品。当时的《山花》、《诗歌报》、《诗选刊》(内蒙办)、《花城》、《上海文学》对先锋诗歌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本异端的书,在“南巡讲话”后1994年居然得了中国作协的庄重文文学奖。中国的事你说不清。
  
  李:您通过阅读两套译丛完成接受的转向,对自己的知识谱系进行了有效调整,从而更好地切入当下诗歌创作现实。马原在《小说百窘》一文中说过“作家书目已经成了一种传统”。您觉得从创造力形态不同的朦胧诗人到山头林立的第三代诗人,他们的背后是不是有大致相同的知识背景?
  
  陈:应该是有。但是第三代诗人对于固定资源的阅读的依赖不像朦胧诗人那么大,朦胧诗人可阅读的主要是那么几种书,所谓“灰皮书”、“黄皮书”,大家资源有一点儿类似。第三代诗人就有很大不同,来源更丰富杂乱。比如说在西川的诗歌和诗学观念中既有象征主义的东西,也有古典主义的东西,玄学派的东西,甚至还有但丁、布莱克的东西。西川90年代的诗基本上是多点共振的,当然可以从“去中心化”写作的解构的角度读,但是要知道布莱克《地狱的箴言》就是这么写的。西川和庞德、艾略特也有关系,但是对他们作品的依赖性确实不大。同样,于坚不可能没有读到过现代主义经典诗人的作品,但是他对这些作品基本没有依赖。当然他与威廉斯、弗罗斯特、拉金、金丝堡这些诗人有关系,但是他们的依赖性确实也不是一对一的,也可能于坚和陶渊明、王维、李白还有关系呢。
  
  李:80年代众多的诗歌社团成了一道壮观的风景。1978年,石家庄成立了一个跨校的大学生诗歌社团——新松社,编辑出版《新松》《崛起》。作为当时的社长,请介绍一下“新松社”的具体创办过程以及和外地文学社团的交流情况。
  
  陈:当时各个学校的文学社团风起云涌,每个省都有。新松社的基本队伍是河北师大的,再加上化工学院、铁道学院、教育学院、医学院的一些写诗同学。当时得到了学校团委的支持,不但给我们提供油印机器,还出钱印刷。到81年的时候《崛起》就已经是铅印的了,这在当时很了不起。
  
  我们和外地的文学社团也有一些联系、交流,并且互相寄刊物。比较固定的有中山大学的《红豆》、武汉大学的《我们》。真正和我本人成了朋友的是东北师大《北方》的主编章平。80年的时候,我的一个家在北京的同学杨兵给我带回来《今天》《沃土》,对我的冲击非常大。《今天》已经进入史册,其实被遗忘的民刊《沃土》,实际上也非常棒。其中有一个诗人谭健是很优秀的。他放弃写诗后考取北大博士,从事古典诗歌研究。后来才知道,这个人是萧乾的儿子萧驰。还有《在社会的档案里》王靖的诗也震动我。还有北京某区一个文化馆出的诗报,刊登很多类似30年代“何日君再来”之类的,像歌词一样的诗。当然在我看来是不入流的,但是它和那些主流的诗歌不一样,有点儿靡靡之音的感觉。我也搜集了一些这样的东西。《崛起》和这些刊物的激励是有关系的。
  
  李:和《今天》有没有联系过?《今天》对当时的大学生影响大吗?
  
  陈:当时和《今天》没有联系。一开始《今天》对大学生影响不大,至少对河北的影响不大。当时我们觉得《今天》是带有强烈的政治性的,不是可以正常公开传阅的,所以那本刊物被我藏起来了,只三四个人偷偷传。差不多到了79年80年左右,舒婷的作品就广为流传了,大家最早认可的是舒婷、顾城。
  
  李:作为一名诗歌写作者,在朦胧诗成为社会热潮的时候,对您个人产生了什么影响?
  
  陈:北岛对我影响大。当时触动最大的不是《回答》,而是那首《日子》。那首诗已经有点儿后现代的感觉了,我想不到诗还可以这样写。感觉很奇怪,看起来不像诗,却又强烈地感染了我,印象非常深。
  
  从一开始我就没有真正喜欢过顾城的诗,我当时的年龄大了心智开始成熟。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感觉,实际上后来顾城发展也很快,已经到齐天地的境界了。开始他确实是以一个洛尔迦式的水滴诗人、露水诗人的形象出现的。对于我来说深度不够。
  
  舒婷对我有触动的不是《致橡树》,这首诗无非就是一种正面的爱情观。当时对我产生影响的是舒婷自己不提,人们也不怎么提,但是我觉得是舒婷早期最好的一首诗——《心愿》。“夜,藏进了你的身影像坟墓也像摇篮/风,淹没了你的足迹像送葬也像吹号/我的心裂成两半/一半为你担忧,一半为你骄傲”。有一种非常纠结复杂的感受,比正面的一根筋式的理念式的东西更能打动我。它既表达了某种忧患,又表达了内心的畏惧和忐忑。我现在仍然觉得这首诗是非常好的。
  
  李:在作品较多地发表以后,您是否考虑过和整个诗界的关系?这时候您对自己是不是有很明确的定位?或者说您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第三代诗人、还是远离流派的自由写作者?有没有明确的对抗朦胧诗的意识?
  
  陈:没有。其实我开始写作,当时不知道这个词,现在回忆起来,就算是一种“元诗”写作。我80年代后期写的组诗《诗歌写作》,包括《空无与真实》、《一个新词》、《曲喻与白描》、《荷尔德林,雪》、《玛拉美,水波》、《史蒂文斯,和弯曲的时间》,实际上是元诗,就是关于诗的诗。
  
  李:这种写作和当时的诗界是比较远的,和整个时代风气也不一样。
  
  陈:对。这是受陈力川翻译的瓦雷里诗和瓦雷里诗论、马拉美诗论的影响。因为他们的诗说到根上就是关于诗的诗,关于写作可能性的诗。
  
  李:也就是说您没有刻意要和所谓时代进行对话,也没有想着和某一种诗歌潮流相呼应,而是有自己的一个秘密资源和诗歌谱系。
  
  陈:可以这么说。当时瓦雷里有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他说一个好的诗人是能够把批评姿态或者批评理念纳入写作的。一种诗就是诗所言的东西,另一种是诗本身,关涉到怎么写诗、语言的边界在何处的问题,就是元诗。在我的诗集中把《诗歌写作》当作一首诗,因为后来又写了一系列的关于交谈、关于人物的诗,包括《毕晓普,刻刀》,纳入了组诗《交谈》之中。实际上开始不是在这个里边,当时是在《诗歌写作》的总题下写的,可以参看我的《生命诗学论稿》后面的诗歌部分。这可能与我的批评家身份有关系。实际上我后来的很多诗也带有元诗色彩,比如《未来的旧录像带》,探索时间的可能性,实际上受到了罗伯特·沃伦的三种时间糅合的影响。当然它表现的是我的中年心态,是一件本事引起的。我30岁的时候我确实拍过一个录像带,后来又在看它。但是从结构上还是关于诗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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