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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超:翟永明论
分享 | 2014年11月16日 20:57  

                              翟永明论

                             作者:陈超   

 

谈及翟永明(翟永明,1955年生于四川,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曾在某物理研究所工作。现经营“白夜”酒吧。1980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主要诗集有《女人》《在一切玫瑰之上》《翟永明诗集》《黑夜里的素歌》《称之为一切》《终于使我周转不灵》等。200710月获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诗歌,最容易出现的词语就是“女性诗歌”。女性诗歌是“女性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那么,何为“女性文学”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女性文学”被泛指为女性写作的文学,即使在国外,“womensliterature”也是一个被长期使用的“熟语”。大约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的涵盖范畴被自觉地约小,特指由女作家、女诗人创作的,表现女性生存和生命经验的作品。这的确是认识的进步。

但问题还不仅于此。许多人又是将“女性意识、女性经验”这一题材本身当作艺术评判的标准了。这是一种偏向。很明显,表现女性生存和生命经验绝对应予赞许,可这些经验不会自动达致“文学的表现”。也就是说,无论是对男性还是女性,要取得文学上的意义,其衡估标准是超越性别的“艺术本身”。这才是让诗与诗人互赠沉重的尊严的恰当形式。

但问题依然“不仅于此”。由此导致的“新一轮”偏向更应注意,即在分析优秀的女作家女诗人比如翟永明等的作品时,许多批评家(以男性为多)为体现出对“性别区分的等级观点”的警惕,而故意忽视、乃至气喘吁吁地躲开她们作品中重要构成成分之一的“女性意识”,而专捡那些所谓的“共同人性,精纯技艺”的诗作加以论析。从骨子里说,这种偏向与前一种偏向表面上对抗,骨子里是戏剧性对称和异质同构的。它们都认定了“女性意识”就注定等于女权主义的告白——谁告诉他们是这样的?

当我们说“面对诗本身”的时候,我们是同时面向“舞者和舞蹈”的一体化展开。翟永明的重要诗作,的确有极为明确的“女性意识”,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它们是精纯的诗歌文本,我们面对的正是这种意义上的“诗本身”,是内容与形式的同时抵达。为使本章论题集中,笔者主要围绕诗人揭示“女性”生存和生命体验的重要作品进行论述。而题目“女性意识及个人的心灵词源”,则意在提示读者,翟永明诗歌的成功与其他的成功者一样,并不依赖于对特殊题材的占有,而是个人化的书写、命名能力,他们“占有”的只是将公共化的语词变为了个人“发明”般的新词。

 

翟永明是不凡的艺术“创造者”,也是诚实的“劳动者”。在中国先锋诗人中,她可能是连续性写作“工龄”最长的少数人之一。就其20余年充满活力的不间断的写作来看,其创作道路约略可分为三个阶段:

80年代,以隐喻和暗示为主导语型,深入而自觉的女性主义“自白”倾诉期;

90年代,采用转喻和口语的融合性语型,给激烈的情绪降温,将更广泛的日常经验、历史、文化,做“寓言化”处理的深度命名“克制陈述”期;

90年代末至新世纪,主要提炼明朗、简劲、诙谐的异质混合语言(既有“诗家语”,亦有人际交流语,包括时代流行语、俗语、俚语乃至方言),在更为冷静、准确点染式的世风反讽中,同步完成对人精神困惑的揭示、体谅和惦念。可将之称为“以具体超越具体”,“少就是多”——“极少主义”(或曰“极简主义”)写作期。

以上三个阶段的划分,只是就翟永明诗歌写作方式转型的主要状貌而言,它们不可能是绝对的前后断裂,而是可信的自我跃迁。而且,三阶段之间的差异性,又统一于诗人“不断发掘个人的心灵词源”这一总体背景的真实和连贯性。翟永明有出色的诗歌技艺,但并非是轻松的炫技派诗人,她是心灵中有“石头”(重力)的诗人,在我的印象中,她甚至有一种本质的诗人常会有的诚朴而自信的木讷感。所以,她的“变”是有灵魂和话语原动力根据的,内中透露的消息远远超越了简单的修辞学和风格学畛域。

 

 

不仅仅局限于女性,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承认,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男权中心的历史。女性在这部被压抑乃至被删除的历史中,始终处于“边缘的边缘”。即使作为现代性话语的组成部分,最初那些觉悟了的“女权”的声音有极大历史进步意义,但也难免在很大程度上以变格的方式,借挪使用“整体历史话语”(也即用男性话语)的价值立场、言说方式,来运载自己的“人生而平等”的意向。事实很清楚,“平等、自由、人的权利”如此等等,其实是更宽泛的整体“人本”意向,对女性的历史和现实苦难处境并没有更深切更真确的理解和同情。在亘古至今铁幕一般的男权围困中,女性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质疑整个文化思想史叙述,而只从总体话语中的某一端出发,就仅能为自身争得“补充”意义上的言说权,是无法真正达到自尊自立的目的的。

上世纪60年代以降,新一代女权/女性主义者敏识到这一困境,仅仅局限于男女平等仍然是在不期然中抹杀女性独特的价值,她们在继承初期女权主义注重“平等”的前提下,进一步强调“性别差异”、“女性独特性”本身的价值尊严。近20年来,女性主义话语在整合了上述意识后,似乎不再显赫地强调两性对立,而是注重两性对话、沟通、磋商和互补。让女人自尊自信地成为女人,在女权——女性——女人的完整统一中,与异性一道创造和分享共同的世界。这是一条由求同到寻异,由寻异再到对称和谐的精神路线图——但其最重要的前提不容忘怀,就是已经建立起来的女性主体性、进而是女性个体的主体性。

在我看来,翟永明早期诗歌代表作组诗《女人》(1984)、《人生在世》(1986),在意识背景上与60年代以降“女性意识”的全面觉醒密切相关。这里的“女人”,是包容了“女权意识”、“女性主义”后,以个体生命的体验书写精神奥秘的“女人”。她消解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的贬低,但又不将自己的话语寄生在消解和控诉姿态上,而是深入地言说了女人独特的命运意识、生命意识和现实经验:

 

穿黑裙的女人夤夜而来

她秘密的一瞥使我精疲力竭

我突然想起这个季节鱼都会死去

而每条路正在穿越飞鸟的痕迹

 

貌似尸体的山峦被黑暗拖曳

附近灌木的心跳隐约可闻

那些巨大的鸟从空中向我俯视

带着人类的眼神

在一种秘而不宣的野蛮空气中

冬天起伏着残酷的雄性意识

 

我一向有着不同寻常的平静

犹如盲者,因此我在白天看见黑夜

婴儿般直率,我的指纹

已没有更多的悲哀可提供

脚步!正在变老的声音

梦显得若有所知,从自己的眼睛里

我看到了忘记开花的时辰

给黄昏施加压力

 

鲜苔含在口中,他们所恳求的意义

把微笑会心地折入怀中

夜晚似有似无地痉挛,像一声咳嗽

憋在喉咙,我已离开这个死洞

 

——《预感》

 

这是组诗《女人》中的第一首作品《预感》。这里的“预感”具有双重含义:首先,女性在历史和现实中受到形形色色的压抑,而她们的未来也只不过是尚待到来的压抑,“在一种秘而不宣的野蛮空气中/冬天起伏着残酷的雄性意识”,这种“预感”与现实命运的吻合震悚着诗人的身心。同时,“预感”也是对女性自我尊严的确立、自我创造力的肯定及其可能前景的“预感”。正如诗人在《女人》组诗的序言中所说:“现在才是我真正强大起来的时刻。或者说我现在才意识到我周围的世界以及我置身其中的涵义。一个个人与宇宙的内在意识——我称之为黑夜意识——使我注定成为女性的思想、信念和情感承担者,并直接把这种承担注入一种被我视为意识之最的努力之中。这就是诗……这不是拯救的过程,而是彻悟的过程。因为女性千变万化的心灵在千变万化的世界中更能容纳一切,同时展示它最富魅力却又永难实现的精神。所以,女性的真正力量就在于既对抗自身命运的暴戾,又服从内心召唤的真实,并在充满矛盾的二者之间建立起黑夜的意识”(翟永明《黑夜的意识》,《磁场与魔方》,第14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此诗就在对自身命运和心灵创造力的彻悟中展开,“穿黑裙的女人夤夜而来/她秘密的一瞥使我精疲力竭”。这里的“精疲力竭”既是指精神和命运的不堪重负,同时又指女性在重叠遮蔽的黑夜中不甘沉沦的夙夜匪懈的秘密奋争。就前者而言,重要的不是这种身心劳瘁的感觉,而是这种感觉背后的意义。只有那些勇于抗争坚持独立人格的女性,才会有“精疲力竭”的感觉,才可能看到那无迹可见又无处不在的“穿黑裙”的不祥而光明的命运女神。

这样,此诗一开始就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力量,这两种力量都源于女性自身。接下来,诗人通过隐喻把握了女性生存的基本环境,“那些巨大的鸟从空中向我俯视/带着人类的眼神/在一种秘而不宣的野蛮空气中/冬天起伏着残酷的雄性意识”。但诗人并没有被这种压迫征服,作为有精神目标的女性,“我一向有着不同寻常的平静”,这些野蛮空气和残酷的雄性意识,正构成了“我”拆解的对象,“我”的生命恰恰在对抗而又服从内心召唤中呈示了意义。尽管最终的现实结局还难以估计,但这种“预感”本身,其精神价值完全可以肯定了。

诗人说她在白天看见黑夜,她的命运也不过如此,“已没有更多的悲哀可提供”了,这就使她的反抗超越了大悲大喜的戏剧化宣谕,而别有一种清醒、持久的内心平衡的力量,“从自己的眼睛里/我看到了忘记开花的时辰/给黄昏施加压力”。正是这种持久的、内在的个体主体性觉醒,使“夜晚似有似无地痉挛,像一声咳嗽/憋在喉咙”。而诗人由于个体人格的高扬,在“精疲力竭”中也终于争得了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睨视、批判、拆解污浊的性别歧视文化,“离开这个死洞”。在这里,女性要争得做人的“平等”,但绝不是做人的“相同”。诗人始终没有忘记自身是与“雄性意识”相对而存在的。她要争得的是作为个体的女性能被社会所重视、所尊重,她要确立的是女性本身就是美好的。在当时涉足女性文学的诸诗人中,翟永明无疑是最深刻最成熟的一位。

如果说《预感》书写了女性的历史和现实命运,以及新女性具有的自我肯定、自我发展的意志和能力,那么《世界》则从原型的角度,揭示了女性伟大的原生力原创力对于整体人类的决定性意义。由于“原型”是携带着远古以来人类集体无意识所积淀的大型记忆,诗人沉实的声音仿佛掀起了历史的地表,敦促“世界”(它可卑地更属于男人)去恢复被遗忘的视觉和听力:

 

一世界的深奥面孔被风残留,一头白燧石

让时间燃烧成暧昧的幻影

太阳用独裁者的目光保持它愤怒的广度

并寻找我的头顶和脚底

 

虽然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我在梦中目空一切

轻轻地走来,受孕于天空

在那里乌云孵化落日,我的眼眶盛满一个大海

从纵深的喉咙里长出白珊瑚

 

海浪拍打我

好像产婆在拍打我的脊背,就这样

世界闯进了我的身体

使我惊慌,使我迷惑,使我感到某种程度的狂喜

 

我依然珍惜,怀着

那伟大的野兽的心情注视世界,深思熟虑

我想:历史并不遥远

于是我听到了阵阵潮汐,带着古老的气息

 

从黄昏,呱呱坠地的世界性死亡之中

白羊座仍在头顶闪烁

犹如人类的繁殖之门,母性贵重而可怕的光芒

在我诞生之前,就注定了

 

为那些原始的岩层种下黑色梦想的根。它们

靠我的血液生长

我目睹了世界

因此,我创造黑夜使人类幸免于难

 

——《世界》

 

一开始,诗人并置了两个核心原型意象:燃烧的“白燧石”和独裁者的“太阳”。后者是雄性的象征,前者则是雌性的象征。从远古起,月亮(“白燧石”的本体)就成为女性的象征。中国文化及审美性格中“阴阳”的概念如此,西方的神话阿芙罗狄蒂、赫加特,近东的神话伊师塔、阿斯塔尔忒、茜伯莉等都是月神。在这里,诗人暗示了一种难言的悲郁。太阳是悍厉的、向外的、有着某种“愤怒的”侵犯性,而月亮却是柔和的、向内的、“暧昧的”受虐者。两者共同支撑着人类博大的“天空”,但太阳中心的意识却支配性地覆盖了整个人类精神的历程。这是每一个具有精神独立性的女人所不断面临的现实命运和心理感受。在这一节,语词的重量全都压在“暧昧的幻影”和“独裁者的目光”这两个偏正词组上了。前者虚,后者实,道出了人类精神历程的极度不平衡。

接下来,诗人改造了有关女性受孕的神话,“我在梦中目空一切/轻轻地走来,受孕于天空”。在犹太教和基督教教义中,夏娃违反了上帝的戒律,偷食禁果,被逐出乐园,成为人类“罪恶之源”。在这里,“我”成为夏娃的同义语,“我”改造了这一神话固有的意旨,成为人类之母,大地灵长之源。“我”本无罪,是“我”打开禁区,让人智慧并“孵化落日”,划开了属于“人”的天地。最大的自豪和最深的苦难集于女性一身,咸涩的泪在“我的眼眶盛满一个大海”,长出纯洁而无言的“白珊瑚”。这一节与前一节造成逆向反动,极度的不平衡在“我”这一“世界”里被质疑甚至击毁。整首诗开始出现深度反讽,被男性霸权确立的社会意识的“有序”,被觉醒的女性个体生命的体验所解构。

“海浪拍打我/……使我惊慌,使我迷惑,使我/感到某种程度的狂喜”。这里的“海浪”,既是整个生存圈的象征,又是个体生命内部紧张纠葛造成的“个人话语场”,它们包括精神和生理上的所有感觉,是寻求也是享受,是主动又是被动,是“伟大的野兽的心情”。传统的性别歧视在诗中完全置换为一种深深的繁殖的自豪,这是对女性生命价值的充分肯定。关于这种生命体验,翟永明名之为“黑夜意识”——一种独立的、充分个人性的“世界”,她说:“它是人类最初的也是最后的本性。就是它,周身体现出整个世界的女性美,最终成为全体生命的一个契合”(翟永明《黑夜的意识》,《磁场与魔方》,第141)。诗人使一部残酷的性别歧视的历史,回溯到其尚未被扭曲、污染的清凌凌的源头。

男性中心话语确立的“原创—象征秩序”是男性,“他”是先在的、正极的、本质的,“他”有着不容分说、不准怀疑的权势。在这种超强度和幅度的话语压制下,女性一直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女性要申说自己独立的生命尊严和伟大的精神身份,摒弃人类文化思想史习见的男权叙述套语,采用原型隐喻(或颠覆或偏移)是十分有效的策略;同时,这也是翟永明早期诗作采取“自白派”式的隐喻—暗示措辞的必要性之一:女人必须自己书写自己,无论是采用“原型”,还是“自白”,彻悟之时也就是获救之舌独立言说之时。在《臆想》中,诗人不但质询了“天鹅”原型(男权象征的主神宙斯,以垂直而降的暴力强暴了“丽达”),而且也警醒地质疑了“橡树”原型(著名朦胧诗中男性伟岸的符号)——“我是否正在消失?橡树是什么?”因为,在缺乏平等对话的条件下,女性如果不是基于对自身命运的洞见,而是直接呼吁两性平等,很可能她们面对的就是男权主义总体话语的“冷漠的石头”,甚至连自己的言说都可能在不期然的摹仿中“成为它的赝品”(《瞬间》)。如果在一些人那里,女性写作的“解放”就是沦为“用笔为自己整形,变得和蔼/过分潇洒,近乎试探性的微笑”(《诗人》)的对男权的应和,那么在特定的条件下,女性言说的“封闭性”才是更真切的“敞开”——“我来了 我靠近 我侵入/怀着从不开敞的脾气/活得像一个灰瓮”(《荒屋》)。这里,来了——靠近——侵入,是连续性的“向内转”的精神动作,在“灰瓮”内部有着几多清醒、几多争辩、几多高傲、几多沉痛的“回音”在萦绕!诗人通过言说而抵达了更丰富的缄默,“空白之页”不是缺席,而是女性独立自足的话语空间可能性的建立。虽然诗人知道“永无休止,其回音像一条先见的路/所有的力量射入致命的脚踵,在那里/我不再知道:完成之后又怎样?”(《结束》),但她依然坚定深入地书写着,并讥诮了男权“美学上级”们对女性诗歌的贬抑:

 

“人生在世”她低声念着

又抬起富有表情的眼光

对准所有的人——

智慧、满载着学问

第一句诗就使人心萧条

 

肩后,孩童似的夜

唤醒内心活动的色彩

月亮呵月亮

把幻景投在她的脸上

 

女诗人用植物的语言

写着她缺少的东西

通过星辰,思索并未言明的

我们出世的地方

毫无害处的词语和毫无用处的

子孙排成一行

无药可救的真实,目瞪口呆

看着春天的绿色野兽渐渐走过

 

看起来像医生的建筑师

无法为我减轻苦难

当他说:你缺乏锐度

当你说了许多,仅仅一句话

就使人心萧条

 

谁将是凶手?谁在假装生活?

是否她的声音在背地里营造

双重的意象?

男人在近处注视:巴不得她生儿育女

 

《人生在世》这毫无智慧的声音

脱颖而生,但在夜深人静时

她的目光无法同时贡献

个人和历史的幻想

月亮呵月亮,把空虚投在她的脸上

 

——《人生在世》

 

“人生在世”,这不是一句完整的话。但当这四个音节从一个女人嘴里涌出时,我们不难体味到它那浓重的叹息、深深的内创,这“第一句诗就使人心萧条”。这正是以女人生存的压抑性语境做背景的,它足以唤起“内心活动的色彩”。诗人说自己追求的是生命的深刻,而非思考的深刻。她“用植物的语言/写着她缺少的东西”,她是“通过星辰,思索并未言明的/我们出世的地方”。这种独特的个体生命的瞬间展开,恰恰比那些所谓的“理性的思辩”更能把握内在的真实。她的“毫无害处的词语”,却揭示了“无药可救的真实”,这首诗就是在为女性诗歌申辩,为女人独异的审美观照方式申辩。

诗中那位“看起来像医生的建筑师”,就是不伦不类貌似深刻的男性审美习尚的代表。“他说:你缺乏锐度”,这是以男性的审美价值标准去苛求女性诗歌。他不知道,正是女性诗歌这种独具真愫的生命体验,才使这个世界“目瞪口呆/看着春天的绿色野兽渐渐走过”的。他不知道,为何“人生在世”——“仅仅一句话/就使人心萧条”。接下来,诗人冷峻地发问“谁将是凶手?谁在假装生活?/是否她的声音在背地里营造/双重的意象?”原来,人们庸俗的猜测,恶俗的诠释,都是要消泯女性话语的精神内核甚至全部精神独立,使她只去“生儿育女”。诗人不是“在背地里营造双重的意象”,她只是展示了生命内部最基本的复杂现实。与其说“她的目光无法同时贡献/个人和历史的幻想”,不如说在这里个人和历史是同时在场的,正如诗人所说,“为自己写作,并非不考虑个人经验与时代和历史的关系,个人的人生经验总是包含有时代和历史的经验的。我相信,只要我在写,我的写作就与时代有关。我不会刻意去营造所谓的现实使命感,而只会在创造性的自由前提下去关注和考虑更大,更有力的现实”(翟永明《内心的个人宗教》,载《星星诗刊》20027)

 

长诗《静安庄》(1985年)就是诗人经由个人经验延展到整体生存和历史记忆的成功范例。“静安庄”本是文革后期诗人作为“知青”插队落户的一个村庄,因此这首以隐喻和转喻交互运作的长诗,依然带有明显的“本事”性。1985年前后,中国文坛正是“寻根文学”和“知青文学”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从写作群的构成上,二者几乎重叠)。从题材看,《静安庄》客观上与它们构成了鲜明的互文关系。但这种“互文性”不是“影响”意义上的,而是相互参照,甚至是“症状阅读”意义上的(阿尔都塞认为,一种观念的性质,取决于它潜在的无意识结构。这一结构隐藏着,并通过错综复杂的矛盾所决定的空白、沉默、短缺等症状,在文本中“体现”出来。而症状阅读就是,我们面对一个文本,不仅要看它写出了什么,同时还要看它隐藏、回避了什么)。参照彼时的“知青文学”主题类型和叙述模式,可以看出《静安庄》别具高度个人化的揭示生存和生命体验的深度。在当时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中,我们心灵最深处的晦涩角隅很少被触动,因为我们曾亲历过的生存经验被作家诗人们改写了。他们不约而同地遵奉着“青春无悔”(其变体是回到“人民母亲”怀抱,回到“儒道互补之民间”、“仁义之村庄”)的模式,将历史和个人命运的灾变,轻松地纳入了“受难但崇高”的自我精神美化中。他们回避了什么?对什么言殊缄默?为何回避和缄默?其“症状”乃在于对意识形态主流话语的服从和谦卑补充。这样,这些知青作品,不但没能逸出、反而更主动地修复了开始发生断裂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故而和许多“归来者”前“右派”一样,马上获得了“自己人”的合法身份。而《静安庄》,丝毫没有认同这个被主流叙事所指定的角色,而是坚持忠实于诗人个体的独立体验和言说,这些像是梦游者的言述,更深切地击中了生存的根子:

 

第一次来我就赶上漆黑的日子

到处都有脸型相像的小径

凉风吹得我苍白寂寞……

 

——《第一月》

 

 

走过一堵又一堵墙,我的脚不着地

荒屋在那里穷凶极恶,积着薄薄红土

是什么挡住我如此温情的视线?

在蚂蚁的必死之路

脸上盖着树叶的人走来

向日葵被割掉头颅。粗糙糜烂的脖子

伸在天空下如同一排谎言

……

我寻找,总带着未遂的笑容

内心伤口与他们的肉眼连成一线

怎样才能进入静安庄 ?

 

尽管每天都有溺婴尸体和服毒的新娘

他们回来了,花朵列成纵队反抗

分娩的声音突然提高

感觉落日从里面崩溃

 

——《第二月》

 

 

夜里月黑风高,男孩子们练习杀人

粗野的麦田潜伏某种欲念

我闻到这个村庄的醉意

 

——《第六月》

 

 

身怀六甲的妇女带着水果般倦意

血光之灾使族人想起贪心的墓场

老人们坐在门前,橡皮似的身体

因干渴对神充满敬意,目光无法穿过

 

傍晚清凉热烈的消息。强奸于正午发生,如同

一次地震,太阳在最后时刻松弛,

祈祷布满村庄,抬起的头因苦难而肿胀

 

——《第七月》

 

 

我十九,一无所知,本质上仅仅是女人

但从我身上能听见直率的嗥叫

谁能料到我会发育成一种疾病?

 

——《第九月》

 

在诗人诚实无欺的心象显示中,苦难、骇怖、原始、诡异、木讷,就是苦难、骇怖、原始、诡异和木讷,它们并未因有堂皇的意识形态和“成长的必然代价”的借口,而显得浪漫和崇高。诗人不但观照现实,也倾听着静安庄一代代亡灵在地底发出的声音。这里的人们身体劳瘁、灵魂褴褛,没有希望地活在双重意义的瘟疫和坏天气中。低等的生存环境和永劫轮回的命运颠踬,千重万袭的身心赤贫和无告,竟使得“性”也成为剧烈的摧毁性力量。诗人以隐喻和转喻的融汇,找到了个人的心灵词源,真实地写出了特定历史时期特殊身份的人群和生存状态,使我们得以回到曾经历过的噬心的生存境况中。

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诗人并未因揭示人们的苦难而放弃对他们(包括知青自己)心态和言行的反思批判。这里,苦难中的人群没有被美化,也没有被丑化,诗人是如其所是地写出在这个巨大的魔场中,人心的自然变异和蜕化。当这些没有头脑的“向日葵”被抛入社会底层,他们会做些什么呢?因苦难而道德升华?因屈辱而显示纯洁?不,我们看到的是残酷和野蛮,仇恨和施暴,性侵犯和凌辱。而按照当时的主流“知青叙事模式”的规则,“苦难”本身就具有可“升华”的价值,承受苦难的人天然具有道德上的优势,苦难似乎天然地通向“美德”。从骨子里说,这种模式等于是在为苦难辩护,苦难在此不但不是恶的,反而显得如此美好和纯洁。在这等令人匪夷所思的肯定中,一段荒谬而野蛮的历史被赦免了,同样,一代人心灵和肉体的痛苦也被轻松地删除了。而《静安庄》却是捍卫记忆拒绝遗忘的诗歌,它的方式是以一个村庄微缩的时空隐喻,来折射整体生存。正如批评家唐晓渡说:“《静安庄》具备生活的一切表现特征,却通篇弥漫着一种神秘死亡的腐败气息。在这种气息中生存成了一种疾病,或一件可疑之事”(《唐晓渡诗学论集》,第8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批评家朱大可从此诗中同样也看出了历史的个人化,或说是将个人置放到具体历史语境中书写的努力。“这是一个关于濒临死亡的种族的庞大寓言,凡十二章,以月份为各章标题,构成有序的读数,暗示种族时间的循环与轮回。……这不正是关于种族本性的真切喻示么?一个属于它的子民,将面临严重的二难困境:在它的外面阅读并诘难它,或者,进入它并成为其中的角色。翟永明不可能克服这种存在的两重性,在《静安庄》里,她一方面被读着,一方面又读着自己”(朱大可《燃烧的迷津》,第46页,学林出版社,1991)

 

以上可见,80年代作为诗人创作的第一阶段,在侧重于女性生命意识和经验表达的同时,诗人并未陷入无足轻重的“非历史化”的中国式的“纯诗”(素材洁癖)写作陷阱。女性个体视点在此也并不意味着狭隘自恋、自怜,而是深入地揭示生存和生命的写作——并很好地保持了对个体体验的原始性忠诚。诗人个体独特的女性意识之所以能“获得普遍性认同”,是由于“女性的历史意识与女性身体经验的不可分割性将这种主题嵌入复杂的时代命题之中”(周瓒《翟永明诗歌的声音与场景》,载《诗刊》20063)。我们应该警惕以男权话语界定何为“历史意识”,要看到“女性诗歌中表达的对人类共有的生命本质的思考和关注”(翟永明《完成之后又怎样》,载《标准》,第121页,1996年创刊号)。正像翟永明热爱的自白派诗人普拉斯一样,个体的生存和生命悲情,总是引发我们对更广阔的生存压抑的惊愕洞见。谁能有愚蠢的胆量说出:同时代的男性诗人的社会化“堂皇吟述”,就比普拉斯更深地击穿了时代生存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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