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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曼德拉
分享 | 2014年11月21日 17:00  来源:腾讯

曼德拉对自由的追求,让他从部落酋长的宫廷走出来,参加到地下解放运动中,也在监狱采石场度过许多时光,最后走进了非洲最富有国家的总统府。

曼德拉

 

    长期以来,曼德拉一直明确表示他希望悄然离世,然而他在比勒陀利亚(Pretoria)一家医院的最后几周却充满了喧嚣,既有家庭成员的争吵、新闻媒体的追逐、寻求公众注意的政客的叫嚷,也有南非举国上下的爱戴与痛失感的流露。民众的守夜活动甚至让奥巴马总统对该国的访问黯然失色。奥巴马向曼德拉献上了敬意,但决定不去打扰这位行将辞世的人,这位奥巴马眼里的英雄。

 

    按照曼德拉的遗愿,他将被安葬在养育他长大的库努村(Qunu)。根据法庭裁决,他的三个已故子女的遗骸已于74日移葬在那里,使一桩广受媒体报道的家庭纠纷得以解决。

 

    曼德拉对自由的追求,让他从部落酋长的宫廷走出来,参加到地下解放运动中,也在监狱采石场度过许多时光,最后走进了非洲最富有国家的总统府。与许多他被视为志趣相投的成功革命家不同,他婉拒了第二个总统任期,高高兴兴地把权力交给了选举出来的自己的继任者。南非虽然仍面临着犯罪率高、贫穷、腐败与疾病等各种问题,但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它在世界上受到尊重,也处于显著的和平状态。

 

    人们最常问的有关曼德拉的一个问题是:在白人有组织地凌辱了他的人民、虐待和谋杀了他的许多朋友,并将他囚禁狱中长达27年后,他是如何能如此坚定地不怀怨恨?

 

    当他终于赢得了执政的机会后,他组建的政府是不同种族和信仰的不大可能的融合体,其中囊括了许多以往压迫过他的人。就任总统时,他邀请了一名看守过自己的白人狱警出席他的就职典礼。曼德拉克服了对前任白人总统德克勒克(F. W. de Klerk)的个人疑虑乃至厌恶,与他分享了权力与诺贝尔和平奖。

 

    在1994年至1999年担任总统期间,他花了大量精力去缓和黑人选民的怨恨,同时让白人放心他们不会遭到报复。

 

    曼德拉之所以毫无怨恨,至少部分原因在于,他在革命家和道义异见者中属于极其罕见的那种:他是一个能力卓越的政治家,愿意在政治上作出让步,不喜欢教条主义。

 

    2007年,《纽约时报》为撰写这个讣告而采访曼德拉时曾问他,在遭受了如此野蛮的折磨后,他如何能够抑制仇恨?他几乎不屑一顾地回答说,仇恨搅乱人的头脑。它妨碍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一个领导者承担不起仇恨的代价。

 

    除了年轻时曾短暂地主张过黑人民族主义外,他似乎真诚地超越了撕裂南非的种族激情。曾与他共过事的一些人说,这种显而易见的宽宏大度对他来得非常自然,因为他一直把自己看作优于迫害他的人。

 

    在担任南非总统的五年中,曼德拉虽然在海外仍保持着圣人的形象,他的光环却在国内变得有些黯淡。他勉强地将南非分裂的民众集结在一起,并努力将派系林立的解放运动转变为一个可以信赖的政府。

 

    一些黑人,包括在怨气最大的黑人群众中拥有很多追随者的前妻温妮·马迪基泽拉·曼德拉(Winnie Madikizela-Mandela),抱怨他在缩小占人口多数的贫困黑人与占人口少数的富裕白人之间的巨大差距上行动太慢。一些白人则说,他没能控制犯罪、腐败和任人唯亲问题。一些黑人离开了政府去赚钱;一些白人则带着资本和知识移民他国。

 

    的确,曼德拉对执政的具体细节变得不那么上心,将日常事务交给他的副手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后者在1999年接替他成为总统。

 

    但是,他的国人中很少有人怀疑,如果没有他家长式的权威和政治上的精明,南非在发展成为一个不完善的民主国家前,可能早就陷入内战。

 

    在离开总统职位后,曼德拉运用他的道义声望在非洲大陆其它地方帮助缔结和平,推动更多的外国投资。

 

一个“闹事分子”的崛起

 

    曼德拉在服无期徒刑期多年后受到世界注意,成为反种族隔离(apartheid,该词在南非荷兰语中的意思是“分开”)的象征。它是一个以种族划分选区的系统,由此剥夺黑人的公民地位,把他们限制在类似保留地那样的“家园”和城镇里。

 

    大约1980年左右,反种族隔离运动中最重要的组织、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流亡领导人决定,这位能言善辩的年轻律师是其运动的完美英雄,他能让非国大反种族隔离运动变得人性化,那种制度让80%的南非人对自己的事务没有发言权。已经在南非国内作为解放运动圣歌的《释放曼德拉》,成了上英国流行榜的歌曲。展示曼德拉面孔的牌子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美国学生的集会上,学生们集会要求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实行贸易制裁。

 

    曼德拉在1994年出版的自传《漫漫自由路》(Long Walk to Freedom)中对此表达了些许惊异,他说这些人都不知道我到底是谁,就把我变成了世界上最出名的政治犯。也许是出于顽皮的幽默,他声称有人告诉他,当"释放曼德拉"(Free Mandela)的海报出现在伦敦时,许多年轻的支持者以为“释放”(Free)是他的教名。

 

    不过在南非,以及在国外那些更了解南非事务的人当中,纳尔逊·曼德拉已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名字。

 

    他于1918718日出生于一个只有牛、玉米和泥屋的小村庄姆维索(Mvezo),姆维索位于当时属于英国保护地的特兰斯凯(Transkei)的丘陵地区。他的本名叫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Rolihlahla Mandela),他喜欢指出,这个名翻译成口语就是“闹事分子”的意思。根据他的自传,他七岁上学时,一位老师给他取了如今这个人们都知道的英文名。他的父亲葛德拉·汉瑞·孟伐肯伊斯瓦(Gadla Henry Mphakanyiswa)是科萨族分支腾布人的一个部落酋长。

 

    纳尔逊还是婴儿时,他的父亲因为不顺从被一位英国地方长官剥夺了酋长地位,作为儿子的他十分情愿地声称,他继承了父亲骄傲而固执的脾气。

 

    九年后,纳尔逊的父亲去世,他被腾布人最高酋长接收到家中,不是作为权力的继承人,而是得以观察权力的运作。他后来成为一个老成持重且西化的人,但他的一些最密切的朋友总是将他君王般的自信以及他偶尔表现出来的专断行为归结于他在一个王族家庭长大的经历。

 

    曼德拉似乎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与任何人都平等的地位。这与许多南非黑人不同,他们的信心被官方世代宣称的白人优越论所摧毁。与曼德拉囚禁在同一监狱、属于他身边圈子的艾哈迈德·卡特拉达(Ahmed Kathrada)说,“关于曼德拉,你要记住的第一点是,他来自一个王族家庭。这总是给了他一种力量。”

 

    曼德拉在自传中回忆偷听部落理事会没完没了的讨论、以寻求共识的情景。他注意到,酋长的工作“就像一个牧羊人”。

 

    “他跟在羊群的后面,”曼德拉继续写道,“让腿脚最灵便的走在最前面,于是乎其他人跟上来,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一直被牧羊人从后面引导着。”

 

    这后来也成为曼德拉作为领导人和总统的风格。

 

    曼德拉一生中都与腾布部落王族家庭保持了密切关系,这个部落构成重要的特兰斯凯(Transkei)地区的一个人口众多、具有影响力的选区。他在那里的背景赋予了他对南非部落政治的有益洞察力。

 

    最重要的是,这种背景帮助他处理人口众多的祖鲁族内部致命的分裂 。这一分裂的根源在于非国大与因卡塔自由党(Inkatha Freedom Party)之间的权力斗争。虽然许多非国大领导人妖魔化了因卡塔领导人曼戈苏图·布特莱齐(Mangosuthu Buthelezi),曼德拉还是把他纳入新的团结政府,并最终平息了暴力。

 

    曼德拉在一次采访中解释说,维持祖鲁民族和平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布特莱齐是在祖鲁王室中长大的,但他是个侄子,不在直接继承人之列,这使得他对自己的地位有着深痛的不安全感。解决办法就是去爱他,直到他接受你。

 

加入运动

 

    在卫理教会传教士学校和海尔堡大学(the University College of Fort Hare),曼德拉的视野开始拓宽。海尔堡大学当时是南非唯一的黑人住宿学院。曼德拉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说,他进大学时仍视自己首先为科萨人,毕业的时候他则具备了更广阔的非洲视野。

 

    在海尔堡大学学习法律期间,他结识了另一位未来解放运动领导人奥利弗·坦博(Oliver Tambo)。他们两人1940年因为一次学生抗议而被停学,之后被遣送回家,差点被开除。许多年后,曼德拉回忆起这件事来时说,出于一个次要原则而不愿屈服,其实是“愚蠢”的。

回到村里后,曼德拉发现他的家人给他选了一个新娘。他对那位女子不感兴趣,对一生从事部落管理事务更加不感兴趣,于是他逃离家乡,去了黑人聚集的都市索维托(Soweto)。当时大批年轻黑人背井离乡,到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附近的金矿工作。

 

    在索维托,他被人介绍给了房地产商、在非国大中十分活跃的沃尔特·西苏鲁(Walter Sisulu)。西苏鲁在一次访谈中回忆道,他看到这个高个子、带着贵族气质、眼中透着自信的年轻人,立马感到他的祈愿灵验了。

 

    很快,曼德拉以其能赢得怀疑者信任的能力,令其他活跃分子刮目相看。西苏鲁说,“他的起点总是,‘不管怎样,我都要说服这个人’。这是他的天赋。不管接触什么人,不管去哪里,他都带着这种自信。就连他没有充分的理由时,他也能让自己确信他有。”

 

    虽然从未完成法律学位,但是曼德拉与坦博开设了南非第一家黑人律师事务所。他还学习业余拳击,天不亮就起来去跑长训练。又高又瘦的曼德拉还有点虚荣。他的着装完美无暇,他对时装的注意多年后将显现在成为他个人标志的优雅、鲜亮、宽松的非洲布衫上。

 

    不耐烦非国大长者的看似无能,曼德拉、塔博、西苏鲁和其他不安分的激进者组织了非国大青年团。他们发表了一份宣言,其泛非洲民族主义之强烈,令他们的一些非黑人同情者感到不舒服。

 

    非洲主义还是非种族主义:在当时的解放思考中,这是最大的分歧所在。黑人觉醒运动(其最著名的烈士是史蒂夫·比科[Steve Biko])认为,在非洲人能够在一个多种族社会占一席地位之前,必须首先重建他们的信心与责任感。

 

    有一段时间,曼德拉也被这种自我满足说所吸引。

 

    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对白人、而不是对种族主义感到愤怒。我虽然不准备把白人都扔进大海里,但我会高兴地看到他登上自己的汽轮,自愿地离开非洲大陆。”

 

    由于坚信黑人应该自己解放自己,他加入朋友的行列,冲击了共产党的会议,因为他把共产主义视为舶来品,不是非洲的意识形态,还有一段时间,他坚持非国大与印度人以及混种人的政治运动保持距离。

 

    “这是那时候年轻人中通行的做法”,西苏鲁多年后说。但他说,曼德拉从来不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也不是任何一种教条的空想家。他是个行动者。

 

    他也已经是一位大胆的自信者。

 

    与曼德拉在非国大青年团一起工作过的乔·马修斯(Joe Matthews,他后成为对手因卡塔运动中一个温和的声音)1952年曾在一次正式晚宴上听过曼德拉讲话,马修斯预言,他将会成为自由南非的首任总统,这在当时的听众看来相当傲慢。

 

    “他不是个理论家,而是个行动者,”马修斯在接受电视记录片节目“前线”的采访时说。“他是个干事的人,他是个随时准备第一个志愿去做任何危险或困难之事的人。”

 

    成立青年团五年后,这些年轻一代的反叛者策划从老一代人手中取得了非国大领导权。

 

    在索维托担任年轻律师的年代,曼德拉与年轻的护士伊芙琳·恩托科·梅思(Evelyn Ntoko Mase)结了婚,他们一共生了四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儿只活了九个月。然而,他的政治活动,使得他与家人聚少离多。还有一个因素加剧了他们的紧张关系,那是他的妻子加入了耶和华证人会(Jehovahs Witnesses)。这个教派禁止会员以任何方式参与政治。他们的婚姻越来越冷淡,最后突然终结。

 

    “他说,‘伊芙琳,我感到我对你不再有爱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多年后在一部记录片访谈中回忆说。“我把孩子和房子都给你。”

 

    之后不久,一位朋友介绍他认识了诺查莫·温妮芙里德·马迪基泽拉(Nomzamo Winifred Madikizela),一个比他小16岁、风采出众、意志倔强的医疗社会工作者。曼德拉对她一见钟情,在他们首次约会时就宣布要娶她。1958年他娶了她,当时他和其他几位反种族隔离的活动分子正因叛国罪接受马拉松式的审判。他的第二次婚姻是一场动荡不宁的结合,他们生了两个女儿,也在全国的瞩目之下,上演了一场被迫分居、献身、悔恨、乃至敌对的戏剧。

 

转向激进

 

    1960年,警察在一个名叫夏普维尔(Sharpeville)的小镇枪杀了69名和平抗议者,将非暴力解放运动的耐心推至极限。一年后,曼德拉领导非国大走上了武装反叛的新道路。

 

    对曼德拉来说,这是个突然的转变,因为不久前他刚宣布,非暴力是非国大不可违背的一项原则。他后来解释说,我们不是出于道义原则、而是出于战略才发誓不以牙还牙;使用一个无效的武器没有任何道义原则可言。”

 

    以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游击战》为课本,曼德拉成为解放军的首位司令。这支军队的人马杂七杂八,但却有一个显赫的名字:“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

 

    尽管曼德拉一生都否认,但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大约是在这时,他短暂地加入过南非共产党,后者是非国大转向武装抵抗的伙伴。曼德拉加入共产党,据信是为了利用共产党与那些愿意为暴力抵抗提供资助的共产党国家的关系。英国历史学家史蒂芬·艾利斯(Stephen Ellis)2011年发现的一份共产党秘密会议记录中,提到了曼德拉的党员身份。他说,曼德拉“不是真正地改变了信仰;那只是一种投机行为”。

 

    曼德拉的“武装斗争”尝试多少有点被神话了。在他作为从事惊险活动的不法之徒的那几个月里,媒体称他为“黑花侠”(The Black Pimpernel)。然而,尽管他接受了游击战训练,并竭力为民族之矛寻找武器来源,他却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真正的战斗。非国大的武装活动基本上仅限于埋地雷,炸电站,还偶尔有过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活动。

 

    在南非举行了首次自由选举后,民族之矛承认在自己的训练营地发生过践踏人权的事件,其声望因此受到损害。不过并没有证据显示曼德拉个人被牵连到这些事情中

 

审判期间,传奇成形

 

    南非统治者决意要让曼德拉及其同志们失去战斗力。1956年,当局以叛国罪指控逮捕了他和另外几十名异见者。但是由于检方的失误,曼德拉被判无罪。之后他转入地下。政府再次抓获了他,指控他煽动罢工以及没有护照而试图出国。庭审的第一天,他穿着科萨人传统的豹皮斗篷进入法庭,意在显示他是一个踏入白人辖区的非洲人。曼德拉的传奇从此得以一步成形。

那次审判的结果是,他获刑三年,但这只是主要事件的前奏。接下来,曼德拉和另外八名非国大领导人被指控破坏并策划推翻国家,两项指控均为死罪。这次审判被称为瑞佛尼亚审判(Rivonia Trial),瑞佛尼亚是被告人策划行动的农庄名字,当局在那里找到了大量罪证文件,其中许多为曼德拉手书,概述暴力推翻种族隔离政权的理由与行动方案。

 

    被告人明确知道他们将被定罪,在曼德拉的建议下,他们把庭审变成了一场道义戏剧,在世界舆论法庭上为自己辩白。他们承认组织了一支解放军,从事了破坏活动,他们试图为这些行动提供政治依据。在他们之间他们达成一致,即使被判绞刑,出于原则,他们将拒绝上诉。

曼德拉在法庭上发表了四个小时的开庭辩护演说。这是他毕生最慷慨陈词的演说之一,他的授权传记作者安东尼·桑普森(Anthony Sampson)认为,这个演说不仅确立了他作为非国大领袖的地位,而且奠定了他作为国际反种族隔离运动领导人的地位。

 

    曼德拉描述了他从被黑人民族主义所诱惑、到热心多种族政治的个人演化过程。他承认自己是民族之矛的指挥官,但他坚称,只是在非暴力抵抗无效的情况下才转向暴力的。他承认与共产党人结盟——在那个谈虎色变的冷战时代,这是起诉方最有力的一个指控——但他将其比作丘吉尔与斯大林建立的反对希特勒的合作。

 

    在结束语中,他陈述了自己的信念,他的这段话作为一段最精彩的雄辩留在南非的历史上。

 

    他在法庭上说,“我为反对白人统治而斗争,也为反对黑人统治而斗争。我怀有一个建立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美好理想,在这个社会里,人人和睦相处,机会均等。我希望为这一理想而生存,并去实现它。但是我的上天,如果需要,我也准备为这个理想献出生命。”

 

    国内外自由人士(联合国大会几乎全体一致投票)强烈要求免被告人死刑,在这种巨大压力下,法官宣布一人无罪,判处其他人无期徒刑。

 

监狱里的教育

 

    曼德拉镣铐加身,被押上一艘通往罗宾岛(Robben Island)监狱的渡轮时,他44岁,他获得释放时,将已是71岁的老人。

 

    罗宾岛位于开普敦外海七英里,周围水域有很多鲨鱼,在数百年的历史中,那里曾是海军基地、精神病医院以及麻风病隔离区,但最出名的是监狱。对曼德拉和其他犯人来说,监狱之旅开始于令人作呕的渡轮上,看守们对着通风口往甲板下关犯人的船仓撒尿,以此寻开心。

 

    罗宾岛上的日常生活包括关禁闭、厌倦无聊,以及对犯人的卑劣侮辱,也包括常常发生的抵抗。白天,犯人们被带到一个石灰石采石场劳动,采石尘粉堵塞了他们的泪腺。

 

    但是在那个动荡的时代,监狱生活在某些方面反而不如外面的生活那样艰难。对曼德拉以及许多黑人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来说,罗宾岛是一座大学。他们在采石场的砸石声中悄声对话,在牢房之间传递密密麻麻地写在纸条上的辩论,这些犯人们讨论的话题无所不及,从马克思主义到割包皮。

 

    曼德拉学会了白人统治者使用的南非荷兰语(Afrikaans),还督促其他狱友也来学。

 

    他磨练了自己作为领导者、谈判者和劝导者的技能。不仅在犯人不同的派系当中,而且在一些白人狱官眼里,他的魅力和他铁一般的意志都不可抗拒。他说监狱经历教会了他当总统所需要的战术和战略。

 

    几乎从刚到监狱的那一刻起,他就成了某种带头人。他的律师乔治·比佐斯(George Bizos)第一次去探监时,曼德拉跟他打完招呼后,出乎看守们的意料,他接着向比佐斯介绍了八名看守的名字,称他们是他的“仪仗队”。没过多久,监狱当局就开始把他当作监狱元老来对待。

 

    他在罗宾岛坐牢期间,新一代的政治犯也被关到了那里,他们曾是全国学生起义中不屈服的抗争者。他们一开始时不服前辈政治犯的权威,但逐渐接受了前辈们的指导。曼德拉许多年后回忆起那些冲动的年轻人时还带着几分恼火:

 

    “你问他们,‘你们要干什么?’他们说,‘我们要攻击和摧毁他们!’我说,‘好吧,你考虑了与他们、你的敌人的力量对比吗?’他们说,‘没有!我们攻击就是了!’”也许因为曼德拉深受崇敬的原因,当局无缘无故地专门折磨他。狱守把新闻剪报塞进他的牢房,让他知道她妻子如何是一桩离婚案中所提及的第三者,以及他的妻子和孩子被内部流放到离约翰内斯堡250英里一个荒凉的黑人小城后,如何遭受苦难。

 

    当局不许他出席他母亲和他长子的葬礼。后者在曼德拉坐牢期间死于车祸。

 

    朋友们说,他的经历锤炼了他的自我控制,让他越发把感情埋得更深,说话时总是使用解放运动习惯的代词“我们”。

 

    尽管如此,曼德拉说,他认为在自己的非种族视野的形成过程中,监狱经历是一个主要因素。他说,监狱让他接触到有同情心的白人看守,他们为他偷偷带来报纸和额外的给养;也让他接触到南非国民政府内的温和人士,他们主动来找曼德拉希望展开对话;这些都弱化了他任何报仇的愿望。最重要的是,监狱把他培养成了一位谈判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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