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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造林 绿化祖国——毛主席与林业建设
分享 | 2015年03月09日 15:10  来源:中国林业新闻网  作者:杨继平

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改善生态,是我国长期的一项基本国策。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和军事家,作为一代开国领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斗争与实践中,非常关心和重视林业,做出了许多指示,形成了系统的林业建设思想,涵盖了国土生态的战略构想和林业生产力的整体布局、林业的地位与作用、目标与任务、方针政策等方面,视野广阔、见解精辟,实为先见、明见、远见。毛泽东林业建设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指引了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全国林业建设,对我国林业和生态建设仍然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指导意义。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学习和领会毛泽东林业建设思想,对于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推进我国林业历史性转变,实现毛泽东同志绿化祖国的宏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毛泽东看来,无论争取民族独立还是推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林业都是一个大事业,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需要深入研究和高度重视。

       战争年代,毛泽东把造林作为关键实业问题,把森林培养作为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植树作为合作社的重要业务,十分重视林业在革命战争条件下的作用。早在1919年9月1日,他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把“造林问题”列入了中国社会需要重点研究解决的八大实业问题之一,把林业作为有研究价值的问题。1932年3月,他领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设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专门设立了林业工作机构——山林委员会。1934年1月,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提出,“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当时,他认为农业生产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居第一位,把森林的培养作为农业的重要部分,实际上明确林业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944年7月3日,在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会议讲话中指出:“合作社的业务主要有十项:工业、农业……植树、公益。”把植树和工业、农业业务并重,说明他更加重视林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森林资源很少,森林覆盖率仅8.6%,国民经济恢复和国家建设又急需大量木材。那时他就多次强调,绿化对各方面都有利,要消灭荒山荒地。1955年10月11日,在扩大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时指出:“南北各地在多少年以内,我们能够看到绿化就好。这件事情对农业,对工业,对各方面都有利。”1956年3月18日,在听取林业部工作汇报时指出:“林业真是一个大事业”。1956年4月25日,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认为,林业不仅是一个大事业,而且将变成根本问题之一。1958年11月9日,在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林业将变成根本问题之一,林业以后才是牧业、渔业。”不久又多次阐述农林牧副渔的关系,强调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同等重要,主张农林牧三结合、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这些重要思想对于稳定当时的林业建设,平衡农村和国民经济各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1959年7月4日,在修改中央发出的一个指示稿时加写:“所谓农者,指的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同年10月31日在给吴冷西的信中写道:“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1960年提出:“要实行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的方针。”1962年1月3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

       毛泽东始终对林业充满热情。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中热情地写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1954年3月27日,亲自给东北森林工业劳动模范大会发贺电,“祝贺你们在森林工业生产中所获得的成就”,“几年来,你们在恢复与发展东北的森林工业和供应国家与人民需要的木材中,起了巨大作用。”1956年3月18日,在听取林业部副部长李范五汇报工作时说:“(林业)每年为国家创造这么多的财富,你们可得好好办哪!”1958年11月6日,在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发展林业,林业是个很了不起的事业”,“同志们,你们不要看不起林业。”

       林业是一个大事业,将变成根本问题之一的思想,是毛泽东林业建设思想的精髓。几十年来,林业一直被党中央、国务院当作一个大事业,作为事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邓小平同志于1983年3月12日指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江泽民同志发出了“再造秀美山川”的伟大号召,于1995年4月1日指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改善生态环境,这是利国利民的大事,也是造福千秋万代的事业。”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4月参加义务植树活动时指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加强生态建设,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我们要一代一代地坚持干下去,让祖国的山川更加秀美,使我们的国家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200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形成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林业行动宣言和纲领性文件。《决定》首先指出了林业的重要作用:“林业对促进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扩大城乡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继而指出林业的重要位置:“必须把林业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还明确了林业的科学定位:“在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中,要赋予林业以重要地位;在生态建设中,要赋予林业以首要地位;在西部大开发中,要赋予林业以基础地位”。在深入学习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对林业认识的最新成果时,再次领会毛泽东同志几十年前对林业的科学认识,我们深切体会到他对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的准确把握,对战略问题、长远工作的高瞻远瞩。

       我国历史悠久,国土辽阔,山区沙区多,人口多,这是基本国情。怎样把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得更合理、更好,提出什么样的建设目标,一直是毛泽东研究和思考的问题。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化是他关于林业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是毛泽东林业建设思想的一条主线。在他看来,青山绿水才是社会主义。他所描绘的祖国到处青山绿水的宏伟蓝图,是我国林业发展的方向,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

       消灭荒山荒地。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多次提出和强调消灭荒山荒地。1955年10月11日,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说:“我看特别是北方的荒山应当绿化,也完全可以绿化。北方的同志有这个勇气没有?南方的许多地方还要绿化。”1955年12月21日,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提出:“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

       他知道北方任务重,因此说:“有这个勇气没有。”南方植被虽好一些,他亦明确指出:“许多地方还要绿化”,并且要求“四旁”及“一切可能的地方”都要种起树来。在20世纪50年代,大力开发建设国有林区时,毛泽东早就从战略上提出了基本消灭荒山荒地的目标。1956年,在他的号召下,全国开始了12年绿化运动。群众性造林大力开展起来,全国造林572.4万公顷(合8586万亩),比1955年多400余万公顷。可惜,由于种种原因,12年基本消灭荒山荒地的目标未能实现。直至20世纪80年代,林业部又提出十年灭荒的工作部署。如果消灭荒山荒地从50年代坚持不懈地大抓下去,水土流失、沙漠化怎么会不断扩张,现在何忧水旱灾之患。由此看出,林业是一个见效慢,任务艰巨,周期长的事业,但必须早抓、下决心抓、抓住不放,经几十年努力后一旦见效,就是根本的、巨大的、长远的、综合的效益。

       实行大地园林化。毛泽东对辽阔国土的战略构想是河山全部绿化,自然面貌改变,大地园林化。实行大地园林化,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多次在中央重要会议上提出来,认真地研究。1958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农村、城市统统要园林化,好像一个个花园一样,都是颐和园、中山公园”。1958年11月在修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时写道:“到1972年……使整个农村园林化。”1959年3月,《人民日报》正式发表 “实行大地园林化”的指示。

       毛泽东认为,实行大地园林化就要实行耕作“三三制”。1958年,他曾考虑把全国的耕地分成三部分,分别种农业作物、土地休闲、种树造林。1958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明确地指出:“那当然要几年以后,你们不要回去马上就种。几年以后,亩产量提得很高了,不需要那么多土地面积了,土地的概念变了,可以拿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种粮,三分之一休息。”亩产量提高到什么程度呢?他指出,“真正绿化,我看就是在亩产几千斤、一万斤的那个时候,腾出三分之一的土地,有规划地大种其树”。“现在中国平均每人三亩地,现在这样的粮食增长,我看两亩就够了,拿一亩来种树,就是拿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种树。”1958年11月至12月,毛泽东同志多次阐释耕作“三三制”,指出:“所谓基本农田制,所谓园林化,是什么呢?就是实行耕作‘三三制’,即是将现有全部种植农业作物的十八亿亩耕地(注:据农业发展统计资料,1957年全国主要农作物总播种面积23亿亩,粮食面积20亿亩),用三分之一,即六亿亩左右,种农业作物,三分之一休闲,种牧草、肥田草和供人观赏的各种美丽的千差万别的花和草,三分之一种树造林。”

       我们领会毛泽东“实行大地园林化”的思想,应该用历史的、战略的眼光,辨证地、深入地思考,不能简单化、片面化。第一,实行大地园林化,应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鲜明地提出来。世界上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哪一个不是处处青山绿水,全国像个大花园?日本和韩国,同样是山多、人多、森林破坏严重,经过几十年持续不懈地植树造林,于20世纪90年代都实现了全国绿化,森林覆盖率达到65%以上。要达到国土生态园林化,必须具有丰富的森林湿地、草地资源。而到处光山秃岭、河流干涸、沙化扩张是不可能达到园林化的。中国国土辽阔,森林少、光山多、沙漠多,提出大地园林化的目标,任务相当艰巨,没有大魄力和长远眼光是提不出来的。正像我国西北地区,历史上生态状况是不错的,要恢复过去良好的生态,任务很艰巨。江泽民同志发出“再造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号召,并且指出:应该是可以实现的。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大地园林化”,也应该是可以实现的。至于用多少个年代,则要看决心和努力的程度。当年,对实现大地园林化的主要途径,毛泽东提出耕作“三三制”,是根据当时人口为6亿、耕作地为18亿亩(人均3亩)、“亩产量增加很快”三个因素,而事物发展的实际是,人口增加倒很快,亩产量增加却很慢,耕地反而有所减少,这是他未料到的。但是,耕地需要轮休,以种树种草养护耕地的思想是科学的。美国一直有十分之一的耕地轮休,巴西已耕地只占可耕地的17.5%,这才是耕作地可持续利用的正确途径。而耕地不得休息,总归是难于可持续的。第二,实行大地园林化,要创造条件去实施。1958年我国生产力水平是很低的,粮食高产,是在当时大跃进形势下虚报的,不实际。毛泽东对粮食产量的乐观估计,是受这种情况影响的。同时,要保持人口6亿左右,也需要相应稳定人口不增长、缓增长的政策措施,这在那个年代也是难以做到的。我们很清楚一个道理,即历史没有假设。可是,如果当时为了保证大地园林化目标的实现,及时控制人口增长,那么至少,我国生态破坏的程度不会像以后那么严重。况且,毛泽东反复讲“大地园林化”,一个是有条件的,一个是准备用15年时间。他在1958年11月修改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时,加写了一段话,“在上述条件下,到1972年,争取将全国现有耕地面积十八亿亩中每年播种的面积只要六亿亩左右,以另一个六亿亩左右的耕地休闲和种植绿肥,其余六亿亩左右的耕地植树种草,使整个农村园林化。”到今天,不是15年,而是半个世纪都过去了,科技更先进了,国家综合国力更强了,虽然人口增加到13亿,但稳定人口的政策早已实行多年,条件比1958年要好得多,但是耕地仍在不断减少,土地可持续耕作的能力仍然在逐渐衰退,这才是需要以大魄力、大视野去思考如何解决的问题。第三,毛泽东当年多次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这个问题,一个重要的着眼点,是达到“增加土壤肥力”、“美化全中国”。增加土壤肥力,是极富远见的思想。他在1958年11月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时加写了很长一段话。强调“农林牧三结合对土地的合理利用最为必要”,“由于深耕细作、分层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丰产,例如亩产万斤粮食、千斤棉之类。因此有可能以其余三分之一种草,三分之一种树,美化全中国”,“不过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彻底实现”,“这样做……还会在土壤中大增其细菌,从而增加土壤的肥力”,“这样一来,就是人们过去为之而忧愁的所谓人口众多、耕地少的看法,完全变了”。可惜的是,人口多、耕地少的状况,至今乃至今后,成了更加突出的问题。在中国,再大幅度增加耕地,是绝不能再走毁林开垦的老路了。在耕地数量不能再增加的情况下,保住耕地土壤不退化是一个可行的办法。根本问题在于“土地的合理利用”,而要解决这个问题,还要在“农林牧三结合上”做文章。什么时候形成林茂粮丰、林茂水丰、林茂地肥的共识,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关于农林牧三结合思想的深意。

       绿化祖国。绿化祖国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关系到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关系到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1956年3月2日,毛泽东同志发出了“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从此,绿化祖国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和行动指南,并将继续指引我国国土绿化事业的发展。他关于绿化祖国的号召,与基本消灭荒山荒地、实行大地园林化部署是紧密联系的,但立意更高,魄力更大,范围更广,指的是全部绿化祖国的河山。1958年4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阐述了绿化祖国的标准:“真正绿化,要在飞机上看见一片绿”,“活了未一片绿,也不能叫绿化。好多地方还是黄的,只能叫黄化。”1958年8月,又在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强调:“要使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

       毛泽东提出“使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是有其深谋远虑的。第一,他考虑的是把中国怎样建设得更合理。他说“现在中国刚建设,我们要想到怎样建设得更合理、更好一些”。第二,他想的是为人民。他说“逐步绿化我们的国家,美化我国劳动人民劳动、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环境”。第三,他认为森林有众多产出能力。他说 “林业、森林、草,各种化学产品都可以出”。第四,他清醒地看到祖国河山全部绿化需要做长期的努力,要一代一代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搞。他在1955年提出 “实行绿化”的十年后,于1964年在听取陕西、河南、安徽三省负责人汇报工作时说:“前几年你们说一两年绿化,一两年怎么能绿化了?用二百年绿化了,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一代人死了,下一代人再搞”。1983年3月邓小平同志讲到:“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这与毛泽东的林业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提出绿化祖国的设想是宏伟的,目标是远大的,视野是开阔的,意义是深远的,思想是坚定而一贯的。几代人、几十代人都要一代一代地贯彻毛泽东的这一思想,通过艰苦不懈地努力,去实现绿化祖国的宏伟目标。那时,才能真正使人与自然和谐,才能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自然条件。

       毛泽东认为,“森林是很宝贵的资源”,“那个东西有很大的产品”,他的这些思想,抓住了林业本质特征,就是林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基础性根本性的服务、保障作用,同时又有制约作用。

       控制水土流失,防止水旱灾害。毛泽东认为,没有树木,雨则水灾,无雨则旱灾。早在1930年10月,在《兴国调查》中写道:“那一带的山都是走沙山,没有树木,山中沙子被水冲入河中,河高于田,一年高过一年,河堤一决便成水患,久不下雨又成旱灾。”1932年3月16日,在签署的中央苏维埃政府《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中指出:“为了保障田地生产,不受水旱灾祸之摧残以减低农村生产影响群众生活起见,最便利而有力的方法,只有广植树木来保障河坝,防止水灾天旱灾之发生”。

       1955年,他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亲自撰写按语。在肯定山西离山县(该县是黄土丘陵沟壑区,灾害频繁。主要措施是山上蓄水保土,大面积植树造林,栽培牧草,山沟打坝堰,坡地修梯田)制订和实施水土保持规划情况的按语中指出:“离山县委的这个水土保持规划,可以作黄河流域各县以及一切山区做同类规划的参考”;在肯定山西阳高县大泉山种植树木,治理荒坡,控制水土流失情况的按语中指出:“有了这样一个典型例子,整个华北、西北以及一切有水土流失问题的地方,都可以照样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问题是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在肯定广东台山县组织开垦荒山的按语中指出:“必须注意水土保持工作,决不可以因为开荒造成下游地区的水灾”。1956年1月,在修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时加写一句话:“在垦荒的时候,必须同保持水土的规划相结合,避免水土流失的危险。”

       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受旱农田为1.2亿亩,截至90年代,已达到3.8亿亩,耕地成涝面积每年达到1.2亿亩,合计为5亿亩,水旱灾害仍然是民族心腹之患。全国水土流失状况仍然十分严重,90年代,公布的水土流失面积为17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18.6%,现在。面积已达到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7%,流失土壤50亿吨,其养分相当于4000万吨标准化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进程的加快,全国水旱灾害越来越频繁,带来的损失越来越大。重温毛泽东同志关于植树造林、治理水土流失,防止水旱灾害的思想,对于科学认识农业、林业、水利建设的相互关系,科学认识林业在治理水土流失、防止水旱灾害中的根本作用,从而下定决心大抓植树造林,来解决水旱灾害这两个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具有重要意义。

       增加群众利益,奠定工业基础。在毛泽东看来,林业经济价值很大。1932年3月他签署的《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指出:“实行普遍的植树运动,这既有利于土地的建设,又可增加群众之利益”。早就指明了林业与土地、与群众利益的关系。1942年12月他在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做报告时指出:“发动群众种柳树、沙柳、柠条,其树叶可供骆驼和羊子吃,亦是解决牧草一法。同时可供烧料,群众是欢迎的”。1958年9月,在安徽舒城县谈话时指出:“以后山坡上要多多开辟茶园。”1958年10月31日,在同河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山区可以种核桃、梨......粮食这个商品出路不大了,可以搞些核桃、枣子……核桃是高级油料,将来普通油料是吃不开的,菜籽油是吃不开的。”第二天(11月1日),在听取邯郸地委、邢台地委负责人汇报时又指出:“树木经济价值很大,木材是化学原料,可以多种些。”11月6日,在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你要搞牧业,就必须搞林业,因为你要搞牧场”。说明了林业与牧业的关系。对于林业与工业的关系,毛泽东着重强调了林业的基础性作用。11月9日在郑州会议上谈到林业工作时,明确指出:“林业是化学工业、建筑工业的基础。”1958年3月在审阅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稿时加写了一段话:“农业、畜牧业的经营,还一定和各地大、中、小片各种类型的(用材林、薪炭林、其它各种经济林、防风防沙防潮林和风景林)林业经营相结合。”

       关于森林资源的宝贵性及价值,毛泽东讲得早、讲得明确。他的基本思想是“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有利于各方面”,“增加群众利益”。经过60年的实践,科学地认识林业的地位和作用,确实有了弥足珍贵的深化和升华。但由于林业是个“有利于各方面”的事业,人们往往看到的是“各方面”那一面,容易忽略“有利于”它们的这一面;又由于林业所具有的根本性、长远性、全局性,人们往往容易顾现实顾不及根本,顾当前顾不及长远,顾局部顾不及全局,以破坏生态来换取一时一地一业的短距离发展;再由于“我国最缺的资源是森林”(周恩来),绿化祖国的任务实在是太艰巨了,而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紧迫问题又很多,不容易下大决心去大抓;还由于自然生态系统本身的复杂性,揭示其规律与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紧密相关,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危机感直接相关,因此,及早地科学地认识自然规律,真正把林业摆在全局中的突出位置,并非易事。

       早在1949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提出了“保护森林,并有计划地发展林业”的任务。对怎样保护森林资源,发展林业,毛泽东不断地在研究和总结。

       政府管理森林资源。毛泽东认为,森林是公共使用的,应由政府直接管理。1928年12月在井冈山制定的《土地法》中规定,“竹木山,归苏维埃政府所有”。1931年12月1日,在他签署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提出:“一切水利、江河、湖溪、森林、牧场、大山林,由苏维埃管理建设,便利于贫农、中农的公共使用。”新中国一成立,党和政府就把森林资源的保护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在1950年通过的《土地改革法》中明确规定“大森林由人民政府管理经营之”。当前,我国正在探索重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管理体制改革,重温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对于落实“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政企分开,委托经营”的原则,加快建立权责利相统一,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森林资源管理体制,仍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毛泽东认为,没有林,也不成其为世界,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多少树,应当发起植树运动。1932年3月16日,他签署了中央苏维埃政府《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组织开展了普遍的植树造林,对造林宣传、护岸护路林、选种育种、春夏禁伐等作出了规定。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说:“发动群众种柳树、沙柳、柠条……政府的任务是调剂树种,劝令种植”。1944年5月24日,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陕北的山头都是光的,像个和尚头,我们要种树,使它长上头发……搞他个十年八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1964年9月7日,提出“公路、河流两旁要植树。”对“四旁”植树,毛泽东讲得很早。1958年,他就讲:“听说资本主义德国的道路、房屋旁边都是森林,是林荫道,搞得很好。资本主义国家能搞,我们为什么不能搞”。

       他强调,植树应抓落实。“要粮食到手,树木到眼,才能算数。”他最早提出要落实到户、到人。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作报告时指出:“应当发起植树运动,号召农村中每人植树十株”。1944年5月24日,强调“种树要订一个计划,如果每家种一百棵树,三十五万家就种三千五百万棵树”。7月3日在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会议上讲到:“全边区人民要在几年之内消灭文盲,在十年之内每家种一百棵树”。毛泽东关于每人植树10棵、每家种100棵的思想,至1981年9月,由邓小平倡议,当年12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作出决议,在全国开展起来全民义务植树运动。

       强调植树要有规划。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写到:“林业要计算森林覆盖面积,算出各省、各专区、各县的覆盖面积,作出森林覆盖面积的规划。”1958年8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到:“种树就要有计划地种,种得很有规划,不要乱种一气。”“我看要用新的观点好好经营一下,有规划,搞得很美。”1959年6月22日,在同河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说:“至于林,无非是有计划地来造。”

       反对造假。他提出绿化祖国的任务后,有的省提出要在几年内实现全省绿化,毛泽东在1958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到:“还有一个绿化,化到什么程度?年年化,那个树就不多。横直是上面规定他要完成任务,结果他没有完成,他就只好报假,说完成了。实际上没完成。”

       现在,党中央、国务院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林业建设的思想,把林业放到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位置和生态建设的首要位置,为加快林业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林业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新时期,随着中央《决定》的全面贯彻落实,毛泽东同志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化的宏愿一定能够早日实现。

 

编辑:贾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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