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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奭的风骨与担当
分享 | 2018年04月08日 14:53  来源:新浪网

 孙奭是北宋著名经学家,他为汉儒赵岐的《孟子注》作的疏解流传至今。《宋史》说他“守道自处,即有所言,未尝阿附取悦”。晚年,他以翰林侍讲为少年宋仁宗授课,尤重立身“端庄”。上课时,小皇帝难免左顾右盼,甚至足敲御座,他便拱默不讲,仁宗不得不“竦然改听”。这里只说他在天书封祀时的正气与担当。

 宋真宗正为宋辽澶渊之盟而沾沾自喜时,大臣王钦若却挑唆道:“这可是寇准以陛下为赌注,孤注一掷换来的城下之盟。”城下之盟,《春秋》所耻,宋真宗是知道的,立马像吞吃了苍蝇。不久,寇准罢相,王钦若执政,他揣摩迎合,说动宋真宗“神道设教”,借以把自个儿哄抬成“天命所归”的伟大君主。

 

正月初三,天书祥瑞如期而至,降落在皇城承天门楼上,上写“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大意说,赵宋受命于天,“付于恒”就是传给宋真宗赵恒,他才是“守于正”的正统所在,而“世七百,九九定”无非形容赵家国祚绵长。宋真宗当月改元为大中祥符元年(1008),“大中”即天书说的“守于正”,“祥符”就是“天瑞”之意。一时间天下争言天书,群臣竟贺祥瑞。皇帝打算借天书搞封禅,召问孙奭,他径引孔子的话作答:“臣只知道天何言哉!岂有天书?”一点没给脸。

 

大中祥符三年,继泰山封禅后,宋真宗又动议赴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祭祀后土。孙奭列举十条理由,上疏坚决反对。他提醒皇帝,兴师动众远祀地祗,是“轻弃京师根本,而慕西汉虚名”;天下连年灾害,陛下理应修德,岂能听信妄议,远劳百姓,巡游不已,忘乎社稷;圣王都先恤人民,后祀神祉,如今大兴土木,水旱交至,饥馑居多,却劳民事神,神灵岂会接受!陛下所为,不过效法汉武帝与唐明皇,崇尚虚名,夸耀后世而已;唐明皇不惜太平,终致祸败,现在有人竟援为故事,倡导仿效,我深为陛下不取。在尖锐批评后,他请皇帝“少赐清问,以毕陈说”。宋真宗派内侍去征求意见,孙奭再次上疏,言辞更加激烈。他警示说:倘若执意远巡,祭祀汾阴,不念民瘼,不恤边患,怎么知道今日戍卒里就没有陈胜,饥民里就没有黄巢呢!撰造祥瑞,假托鬼神,才毕东封,便议西幸,轻劳车驾,虐害饥民,指望安然往返,便自以为成就了大勋绩。陛下以祖宗艰难之业,为奸邪侥幸之资,这是我所以长叹而痛哭的啊!《春秋》说,国之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我不敢妄议,请陛下裁择。

 

其时,气象异变,秋旱冬雷,皇帝仍恬然受贺祥瑞,孙奭忍无可忍,上奏责问:陛下这样做,打算欺罔上天吗,则上天不可欺;打算愚弄下民吗,则下民不可愚;打算迷惑后世吗,则后世必不信!有识之士,腹诽耻笑。皇明之玷,不堪其忧啊!

 

大中祥符六年,皇帝崇道,花样翻新,拟议亳州祭奠老子,孙奭又上书,批评他事事慕效唐明皇。在历数明皇无道之举与祸败之迹后,吁请抑损虚华,罢兴土木,不蹈危乱之轍,免召不及之悔。宋真宗亲撰《解疑论》,强词夺理地文过饰非,同时摆出宽容的姿态,也不罢黜他,“容之而不斥”,令其上言自生自灭。

 

天禧三年(1019),天书闹剧波澜再起。京师巡检朱能与内侍主管周怀政串通,预将天书放在永兴军(今陕西南部)境乾祐山上。寇准自罢相出掌永兴军后,大有失落感。有女婿暗通内线,他虽知猫腻,却叵耐寂寞,奏报了这一“祥瑞”。皇帝照例下诏,煞有介事地派人远迎天书,送入大内时,“屈至尊以迎拜,归秘殿以奉安”。孙奭上疏,再斥祥瑞虚妄,仍以唐明皇为例,论其“曲奉鬼神,过崇妖妄”,终致民心离散,变起仓促,希望宋真宗“鉴明皇之召祸,庶几灾害不生,祸乱不作”。

 

所谓“天书”闹剧,纯粹是皇帝自树权威的自娱自乐,却劳民伤财地前后持续十余年,是两宋史上近乎疯魔的宗教狂热与政治笑话。满朝群臣出于名利的拿捏,各自作出了选择,或积极参与做政治交易,或佯装不知求明哲保身。其中,不仅有丁谓那样的佞邪之臣,也有杜镐、陈尧叟、陈彭年这样的儒学之士。就说陈彭年,尽管博通书史,却“急希进用”,就妄赞符瑞,为东封西祀参订仪制,把学问连同良知都卖与了帝王家。有个张知白的,曾经建请刚登基的宋真宗禁止各地奏“祥瑞”,但天书闹剧拉开大幕,一看主角竟是皇帝,便识时务者为俊杰,覥然改口:那年奏禁符瑞乃西北有事,如今天下太平,请在玉清昭应宫绘制《泰山诸瑞图》,副本入藏秘阁。张知白明知孰是孰非,却出于私利而放弃原则。

 

那些迎合圣意鼓吹符瑞的臣子与皇帝之间的微妙关系,正像有段绕口令说的那样:臣子知道皇帝在说假话,皇帝也知道自己在说假话,皇帝知道臣子知道皇帝在说假话,臣子也知道皇帝知道臣子知道皇帝在说假话;反之亦然:皇帝知道臣子在说假话,臣子也知道自己在说假话,臣子知道皇帝知道臣子在说假话,皇帝也知道臣子知道皇帝知道臣子在说假话。吊诡的是,在专制集权体制下,尽管双方都心知肚明,皇帝出于自塑圣君的需要,臣子基于身家名利的考量,任何一方都不愿正视与说破事实真相,听凭这种假话祸国殃民。



当天书闹剧以风行草偃之势一边倒时,孙奭挺身而出,对“皇帝的新衣”大声说出真相,堪称疾风知劲草,更与张知白辈适成鲜明的对照。当时虽有个别人也发过异议,却远不及他执著与无畏。孙奭敢言直谏,与“以天下为己任”的新儒家人生观正在形成大有关系,当然也须有担当的勇气。他要求弟子“始于章句,终于德行”,自己也这么做的。他履践的也许只是孟子的两句话:一是“我善养吾浩然正气”(《公孙丑上》);一是“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尽心上》)。在“一国君臣如病狂”时,他能秉持浩然正气,坚守有所不为与有所不欲的底线,无愧于史家的点赞:“劲正挺特,忠言剀切,贤矣哉!”(《东都事略》赞语)

(本文刊于2018年4月2日《中国经营报》,刊出时略有删节)

 编辑:yuqing